“人大骂我野我更加野，搜尽憧憬创奇迹。人责我鬼我更加鬼，狂妄为奴稍自裁。

人曰我内乱不为内乱，无法之法法更加贤。人大笑我白不过于白，白到怒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盼。生活为我出有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这是画家石鲁写于1963年的诗句，那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在中国画坛甚丰声望，但其“锐利”程度却丝毫减。石鲁的“不惑”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睿智，也是对其艺术道路的不疑。

作为中国美术史论界普遍认为的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石鲁用自己的名字缅怀“石涛”和“鲁迅”,传达其崇高的艺术思想和精神信仰，更加用一生的创作探寻，贯彻和固守着自己的艺术执着和理念。他在诸多艺术领域均有建树，其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篆刻、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独创一格，作品个性独特，具备反感的时代感和前瞻性。今年是石鲁诞辰100周年，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以400余件作品，呈现出了石鲁在艺术创作各个阶段的思想与主题、创作样式与技法，借此明晰地体现其艺术在时代背景下的变化及独有风格。

石鲁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的革命文艺家代表之一。1940年起的十年间，他创作过许多体现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新中国正式成立后，活跃于陕西美术战线的石鲁一直缅怀年轻时参加革命和战争的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创作对他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石鲁指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是非常简单地重现场景，必须艺术家认真思考造型艺术的规律，力求在构想人品上精致、非常丰富、含蓄，并对类似形象和历史事件有明确领悟，彰显作品革命史诗般的价值。作品《进军陕北》是石鲁1959年为庆典新中国正式成立10周年而创作的。作为他在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该作品在体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其特别之处在于石鲁没按常规的手法去展现出领袖人物，而是把领袖置身于雄浑壮丽的高山之巅。

画家用壮美的黄土高原来衬托领袖和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与豪放的气派，堪称匠心独运，耐人寻味。除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面临新中国正式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30岁的石鲁胸中某种程度涌动着激情和反感的创作冲动。

恪守“从生活应从”的宗旨，他了解祖国各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出和赞颂时代新气象。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素描之旅使石鲁认识到：只有承继和弘扬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扎根。此时的石鲁开始反省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偏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偏向，读书中国古典美学著作，绘画历代名家书法、绘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并非常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

《剪羊毛——藏族人民生活小景》《山区建梯田》等沦为他这世纪末的最重要作品。问世于北方的“长安画派”以西北自然风景和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革命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和阳刚壮丽的美学思想结合，在展现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意与民族绘画语言探寻、西北绘画题材的考古与拓展等方面，都跑到了时代的前茅。其中，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的石鲁功不可没。

他明确提出的“一手伸展传统，一手伸展生活”更加沦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爱人西北，爱人西北风物的壮丽，西北人民的壮丽，革命的壮丽，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敦厚、壮丽、淳朴就沦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石鲁曾在文章中写到。

1970年后，经历过肉体和精神虐待的石鲁新的拿起画笔。他在艺术风格和笔墨展现出上显得更为精到，境界体悟也更为深远影响。劲健、陡峭、冲刺，如金石吞没般的笔法，是其后期艺术的精髓。石鲁利用传统文人画中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语言来反映其主体意识的唤醒，以及在类似年代勇于保卫真知真理的信念和坚决艺术理念的决意。

作品《玄武图》创作于1970年，画面中的蛇与龟典雅而朴实浑厚，线条简练却包括巧思，正如石鲁创作此所画时的体悟：“蛇动、龟静，执一不动中的动，为天下式。大巧若拙即此。”纵观石鲁的一生，他真是刚毅高傲，活得有声有色，更加真是光彩夺目。

其大量优秀作品用中国符号深刻印象阐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沦为贵重的民族文化遗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心系未完成的创作，感慨时光匆匆。

人生也许转瞬即逝，但其老而弥坚的创作精神和赤诚的艺术灵魂早就沦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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